关于教育产业化的网友争鸣专辑
　　教育部部长周济1月6日上午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2004年第一个新闻发布会上盘点了中国教育。针对海外媒体称，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败笔”就是教育产业化问题，周济说，这个看法犯了逻辑上的错误，本身就是一个败笔。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提出教育要产业化。教育具有公共属性和公益性，这是教育的本质属性。
谁使教育产业化？ 　　作者：徐晓（1月17日）

　　何谓教育产业化？所谓产业化也就是全面市场化。教育能否全面市场化？这已成了不是问题的问题。为何？因为在现实的中国，相当部分地区的教育已经产业化了。
　　据报载，国内有一位市长曾表示，对高中阶段教育，今后政府不仅要“断奶”，而且要让学校创收，向财政上交；湖北省某县对外出售和出租近700所中小学校。以上事例都说明教育产业化已成了一些地区的政府的行为。谁使教育产业化？一些地方政府使教育产业化。读了下面的消息，更加深了我这种认识。

将“教育产业化”进行到底！ 作者：傅祖洪（1月20日）

　　在徐的字里行间看来，教育只能由国家义不容辞地买单，并认为“只因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迫使教育产业化”。
　　错矣！其实，教育乱收费等等沉疴重疾，不是政府投入不足造成的，也不是教育产业化造成的，而是办学制度造成的，或者说是教育产业化不彻底造成的。 “教育产业化”就是个“馊”主意 　　作者：徐晓（1月22日）

　　教育产业化，也就是把教育当作产业来办。鼓励社会办学，这听起来似乎是不错的，至少这样能引起竞争，增加入学机会，提高教学质量，但产业化的教育成本不也都分摊到学生的身上了吗？
　　刚刚看到一个统计数据，我国的大学生占适龄人口比例为４％，相当于现代化标准10%—15%的32%（平均为12.5%），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22%，居世界第79位。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上，我请问网友，贵族化的产业化是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吗？
　　在我看来，“教育产业化”不仅是个彻头彻尾的“馊”主意，而且是个祸国殃民的坏主意。

再论“将‘教育产业化’进行到底！” 　　作者：傅祖洪（2月3日）

　　在公办教育成本高昂的情况下，我们已把教育办到了今天的规模，实属不易。我们应相信，改革办学体制，改革对学校的“供养”为对学生（特别是贫困学生）的直接“补贴”，将提高办学效率，提高学校办学质量和竞争力，并从根本上降低公民“购买”教育的成本。
　　开弓没有回头箭。教育产业化是改革中国教育弊症的途径和手段，而不是目标。目标是“节能降耗”，产生更多的质优价廉的教育资源，惠及更多的民众。 再论“教育产业化”就是个“馊”主意 　　作者：徐晓（2月5日）

　　其实网友傅文最有价值的就是有关他揭露的教育腐败现象。而我仔细一看，发现他所揭露的学校腐败的种种都与教育产业化有关。
　　民办教育就是医治中国教育的良方？此言谬也。办好教育的关键在于人，办好教育的关键在于高素质的人。
　　由于教育产业的特殊性、多重性和复杂性决定不了不能简单地把办教育和办企业等同起来。笼统地提“教育产业化”，在理论上难以立足，在实践中可能产生误导。正如人们所担心的那样，如果教育产业化，把教育办成赢利事业，教育的某些重要功能，势必 受到削弱甚至忽视，另一方面，也为时下禁而不止的高收费，乱收费提供理论依据。

从“教育产业化”到“学校产业化” 作者：傅祖洪（2月10日）

　　我的观点：一、政府并不能立即“甩包袱”，反而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但“付账方式”应改变。二、政府在保证每位学生有公办学校可上学的前提下，逐步将重点学校民办化，并放手民办学校公平发展，以竞争机制降低办学成本，形成公校、民校并存齐进的格局。三、引导教育行业自律组织（如国外的“教育会”等）成立，完善行业自律。在此过程中，政府要充分引导、监督，并逐渐放权，最后完成行业自律。

“将教育产业化进行到底”是“大跃进”思路 作者：孙兴全（1月31日）

　　目前，教育问题的症结不是教育产业化不彻底，恰恰相反，是化得大快。因为要支撑起“教育大跃进”，无论是国办的、民办的“大跃进”，还是双管齐下的“大跃进”，就得开动“教育榨油机”，超负荷地占用社会资源，使绝大多数农民家庭是“一个学生搞空一个家庭”，大多数城市家庭也难以轻松对付一个学生。

“将教育产业化进行到底”错在基本概念 　　作者：直言了（2月4日）

　　“将‘教育产业化’进行到底”错在什么地方？很简单的错误：把公益和官办混淆，把产业和民营混淆。
　　在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教育都是公益事业，不是产业；教育有官办、也有民营。比如，美国有私营学校，也有公立学校，公立大都是当地政府办的。不管谁办的，都是公益事业。许多名牌大学，例如哈佛、哥大、加大等等，都是私营的公益事业机构。私营并非就意味着产业化。

“教育产业化”，真冤！ 　　作者：王钦钦（2月6日）

　　看了诸网友关于“教育产业化”的讨论，笔者发现大家对“教育产业化 ”的本义有着极大的误解，笔者感叹：教育产业化，真冤！
　　曲解后的“教育产业化”已经深深影响着中国教育，学费上涨假汝名而行，各种名目的乱收费假汝名而行，民办学校假汝名而行即将成为一种暴利行业……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产业化”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名字是“科研生产一体化”。不过，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产业化，还会有多少收费假汝名而行啊！

来源：人民网

谁使教育产业化？
网友：徐晓（教师）
　　何谓教育产业化？所谓产业化也就是全面市场化。教育能否全面市场化？这已成了不是问题的问题。为何？因为在现实的中国，相当部分地区的教育已经产业化了。
　　据报载，国内有一位市长曾表示，对高中阶段教育，今后政府不仅要“断奶”，而且要让学校创收，向财政上交；湖北省某县对外出售和出租近700所中小学校。以上事例都说明教育产业化已成了一些地区的政府的行为。谁使教育产业化？一些地方政府使教育产业化。读了下面的消息，更加深了我这种认识。

　　《重庆晚报》1月12日报道，重庆市巴南区一品镇中学为完成镇政府下达的“收入任务”47.06万元，不得已向学生乱收费。2003年11月，学校向镇政府交了几十万元后，就再也没钱交了，镇政府于是停了学校去年12月至现在的办公经费。一品镇中学成了镇政府财政收入名单上的一个“企业”，只要学校开门营业，到年底就得给政府带来相应的经济收益，否则就挨罚。按照一品镇政府的这种办学思路，不正是政府迫使学校教育产业化吗？

　　据上海市教科院提供的数据，去年全国查处的学校的各种违规收费中，地方政府行为占34.61%，学校自身行为占49.74%，社会有关部门向学校乱摊派和搭车收费占15.65%。这也说明正因为地方行政部门与学校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所以尽管上面三令五申，却仍有令不行，频频顶风违纪乱收费。教育部也许确实未以红头文件形式要求各地把教育当成产业来办。但并不妨碍一些地方政府或地方教育部门或明或暗地将“教育产业化”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鼓励甚至迫使所属学校朝着“教育产业化”的方向发展。重庆市一品镇中学成了镇政府的“摇钱树”，不完成47万余元的创收，就不得不遭受镇政府的“经济制裁”，不是教育产业化又能是什么？这真是：教育产业肥流油，人人都想啃一口，地方政府争创收，教育是块唐僧肉！

　　为何会造成教育产业化？只因对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迫使教育产业化。据报载，我国教育投入占GDP比例从2000年到2002年，分别达到2.79%、3.19%和3.3%，但仍远低于世界4.2%的平均水平。在2004年1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教育部长周济披露了去年全国教育乱收费的情况。他在分析乱收费问题屡禁不止的原因时，也将教育投入不足列为首要原因。 　　针对政府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一些人提出了教育产业化，试图通过市场化的手段进行教育资源的配置。这是一个“馊”主意，因为在人均收入还相当低的情况下，这实际上是对百姓的一种变相的掠夺，更是对平等受教育权利的侵害。难道真要教育产业化去“化”掉百姓最基本的生存基础，让一个个学生拖垮一个个家庭？不仅如此，教育产业化将“化”掉人们的思想信仰。因为教育主要还担负着“传道”的功能，比如爱国主义、比如集体主义、比如奉献精神，即我们常说的“教书育人”等，单纯的“逐利”，其结果必然是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的混乱。因此，无论古今中外，其兴办教育的目的都不可能不考虑教育的上层建筑属性，而国家的意志其实是不具备商品属性的。

　　因此，当务之急是要运用国家的财政手段，依法对经济困难地区实施义务教育经费补助，并且停止一切教育产业化的行为。少搞些不切实际的争创世界一流学校的烧钱的蠢事，多做些帮扶薄弱学校的善举。一句话，国家应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把教育真正当作兴国强国的大事来办。

争鸣：将“教育产业化”进行到底！
网友：傅祖洪
　　网友徐晓对教育产业化根本性否定，并呼吁“停止一切教育产业化的行为”（见1月17日《网友说话》）。徐晓是一位教师，他（或她）从自己的职业角色出发看问题，其观点或多或少夹杂着利益本位主义，所以认为教育产业化是一个“馊主意”，并呼吁“国家应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把教育真正当作兴国强国的大事来办”。
　　在徐的字里行间看来，教育只能由国家义不容辞地买单，并认为“只因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严重不足，迫使教育产业化”。

　　错矣！其实，教育乱收费等等沉疴重疾，不是政府投入不足造成的，也不是教育产业化造成的，而是办学制度造成的，或者说是教育产业化不彻底造成的。 　　（一）

　　建国以来，我们的政府是无限政府，生产、生活活动都由政府大包大揽，包括教育在内的公益事业，只能由政府来办。政府的财税收入来源于所有社会劳动者的工作和创造，但基于此的公益事业却不能（也根本不可能）公平地反哺每一个人。

　　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始终是有限的。有限的资金，往往会倾斜使用（其实，在教育基础设施普遍偏低的情况下，也只有集中性地倾斜使用才更有效）。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倾斜办学，都投入大量经费“培育”了自己的重点学校。

　　这些倚靠政府部门政策支持起家的重点学校，同样倚靠行政主管部门给予生源、师资照顾，使他们拥有了一流的教学设施、一流的优秀生源和一流的师资配备。他们财也大了，气也粗了，更有充足的理由收取高昂的择校费，因为“愿读好学校的人太多太多，不收钱，这教室不被挤爆么？” 　　对于家长来说，拿钱为子女买“教育”与拿钱买衣服是不可比的。“教育”和衣服都是必须的消费品，手头阔余时可以买高档衣服，缺钱时可买低档衣服，毕竟一件衣服只穿一年两年就可以换。但受教育就不同了，受优质的教育，可以成为白领、公务员，而受“低劣”的教育，可能就只能干一辈子低收入、低地位的活儿了。所以，老百姓勒紧裤带也会送孩子上重点学校。 　　在这种旺盛的需求下，重点学校的校长始终会根据当地百姓的收入水平，制定一个择校费标准。你看看，哪所重点学校的每间教室不是七八十名学生，校长岂会让每间教室只装四十人？看着数钞机吐出的花花绿绿钞票，合不拢嘴的还有教育主管部门。他们除了自己的孩子能毫不费力地接受最好的教育外，还可以从学校收取各种费用，谁叫学校是教育主管部门的“儿子”呢？

　　（二）

　　这么多年来，教育一直由公办学校垄断。但历史证明，古往今来，不准人赚钱的行业，不允许公平竞争的行业，就是办不好的行业！按理说，如今的重点学校可能凭不菲的收入自谋生路了，可以将之推向市场化了，但教育局愿意吗？校长愿意吗？教师愿意吗？改革的阻力，恰恰来自于教师团体、教育部门！ 　　正因为如此，政府对重点学校的投入仍居高不下，重点校在获取政府拨款方面仍要比普通校多得多。这真是怪事，越强健的孩子抢到手的食物越多。同时，大量的社会资金涌向重点学校，使得薄弱学校愈发“贫困”，教学质量愈发低劣。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年年增加，但学生缴的这费那费年年猛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啦？多年来，政府投入越大，学校的收费名目越多（有些是政府部门的搭车收费），收费也越来越高。 　　无论多么优秀的重点公办学校，都是耗费税收的机器，越是重点，就越需政府投入。但政府财力终究是有限的，好学校终究也会只有那么几所，无法惠及更多的民众。

　　（三）

　　近年来，民办学校有了长足发展，《民办教育学》终于出台了，法律鼓励社会投资办学了。但中国教育产业本身的特殊性（例如高考制度、高校招生制度、民办高校学历认可制度的行政垄断性导致升学率决定一切），决定了民间办学是一项大投资、高风险的产业。民办学校首先得有优越的教学环境、优秀的教师、较高的升学率，这些都需要鸿巨的资金。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高投入的民办学校，只能走贵族学校的道路，其无法对有强大财政支持的重点公办校购成冲击。 　　“要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平，就要改革中国的办学、招生、考证制度，这恰恰不能停止教育产业化的进程。相反，必须把教育的产业化进行到底：教育部门不仅要还学校自主招生、自主聘教、自主授课、自主定价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还要解除对民间办学的诸多限制，把‘鼓励民间办学’作为教育的基本国策。”

　　窃认为，教育民办化应从重点学校动刀。教育主管部门应痛下决心，将耗资数千万、上亿的重点学校，从最好的开始，一所一所、有计划地出让、租赁给民办，以收取不菲的收益金培育薄弱学校。 　　这中间最大的难度在于教师的安置，但可以双向选择。以区县为单位，把最好学校的全部教师编制，转入到同一城市的其他学校，将其招生任务全部分解给其他学校。即首先保障教师有饭可吃，学生有学可上。在这个底线之上，若教师愿回原校任教，政府可以从转让金或租金中支付，一次性“买断”。

　　这样，大量的优秀教师仍会选择与教育局脱离人事关系，而选择返回原校，还会有其他学校的优秀教师主动跳槽去该校。同样，大量的学生仍会选择原来的重点学校读书。我们会发现，一个区县域内，办学力量并没削弱，但政府可以从一所学校“抽身”，把财力、人力用于其他学校。 　　（四）

　　我们一直设想，培育民办学校以抑制公办学校的收费高涨。但新建一所民办学校，需要巨资不说，还得重新培养人文底蕴和社会形象。这个长时间的过程中，民办学校可能被经营所逼，降低选择学生的标准而扩大学生来源，最终导致升学率不高，社会形象不佳，于是陷入“生源少——降低择生标准——升学率低——生源更少”的恶性循环。据了解，在重庆主城区，几乎所有民办学校都走入绝境。

　　教育主管部门是公办学校的利益共同体的，指望“不准收取择校费、不准乱收费”的行政命令来解决学杂费高涨的问题，是不现实的。想使好的学校越来越多，最好的办法就是鼓励民间接手重点学校开始。 　　教育产业化不是一步能到位的，这饭得一口一口地吃，但不能半途而废，因噎废食。

争鸣：“教育产业化”就是个“馊”主意
网友：徐晓
　　网友傅祖洪针对我的网文《谁使教育产业化》（1月17日人民网），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宣言要《将“教育产业化”进行到底》（1月20日人民网）。指出“徐晓是一位教师，他（或她）从自己的职业角色出发看问题，其观点或多或少夹杂着利益本位主义，所以认为教育产业化是一个‘馊主意’，并呼吁‘国家应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把教育真正当作兴国强国的大事来办’”。首先，我这里要告诉傅的是，我不仅是一个教师，我还是一个政协委员，而政协委员的职责是为国家和人民“参政议政”。不存在“利益本位主义”。下面，我以教师和政协委员的双重身份来进一步谈谈为什么“教育产业化”是一个“馊”主意。 　　一、谁提出了“教育产业化”
　　我们知道“教育产业化”并非国粹，而是泊来品。数十年前，美国斯坦福大学开辟了学校工业园，使教学活动、科研成果与工业园的发展双向互动，彼此推进，最终形成了世界一流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工业开发区，这就是“硅谷”。对这一成功的案例，有人提出了“教育产业化”这一概念。之后，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英国的剑桥大学等，也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教育产业化”的尝试，开辟了一些既有社会效益，也有经济效益的研究项目，如新型材料的运用、制造业的技术革新、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发展、生物化学的广泛应用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教育产业化”是指“教学科研成果与生产相结合，从而尽快的转化成为生产力”的一种成功尝试。 　　而传入我国的背景是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面对国内持续经济消费低迷、通货紧缩状况，亚洲开发银行汤敏博士在1999年2月19日的《经济消息报》中提出，若3年内使我国高校的招生量增加一倍，达到年招生量200万人的水平，并一律实行全额收费，学费每年1万元，其它费用4~5千元，高校可每年多收学费200亿元，在校消费约为40亿元，再用我国的产出乘数来匡算，这240亿元可拉动1000亿元的投资与最终消费。

　　以上两条信息至少说明两点，其一、国际名校在推行教育产业化的进程中，绝没有动摇学校传播知识、追求学问的神圣地位，更不是构筑其商业地位。而我们许多地方、许多学校的教育产业化似乎恰恰相反，几乎已将产业化等同于“商业化”。而教育具有的公共属性和公益性，才应当是教育的本质属性。 其二、招生扩大化并不能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它只不过是把老百姓手中的钱转移到了某些人的手里而已。汤是一个高高在上的“金领”，根本不了解我国的国情，他的主意简直就是一个“馊”主意。 　　二、我国教育与各国教育消费的比较

　　据资料显示：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德国对本国和外国的大学生一律免费就读。英国在1998年才开始试行收费办法，在此之前一直是免收学费；法国只收取少量的注册费；只有美国和日本实行适当收费的办法。具体费用水平是：公立大学大约每年3000美元左右，私立大学标准较高，日本约需5-6千美元，美国的私立大学每年约需2-3万美元。

　　看来，我国的大学正是把眼光瞄准了美国和日本私立大学的收费标准，恨不得一步到位，向这个标准看齐。可是，他们忘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别：美、日两国的人均GDP 是中国大陆的几十倍，而大学学费不过是其中的5%-10%，一般的家庭都可以承受。

　　在发展中国家中，与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同样是人口大国的印度，就值得我们借鉴。在最著名的尼赫鲁大学，每学期只需交108卢比学费和260卢比的住宿费（两项合计只相当于人民币70元左右）。

　　再看学费与人均收入之比，更令人瞠目结舌。我国2002年城市和农村的人均收入分别为：7703元、2476元。也就是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全部只够勉强维持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而农村则需要3个人的纯收入才供养得起一个大学生。而且必须有一个前提：全家人一年到头不吃不喝。

　　去年联合国人权调查员托马谢夫斯基对我国的教育作了近半个月的考察。她表示，中国几乎属于世界上对公共教育投入最少的国家之一。中国每年的教育投入只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远远低于联合国建议的百分之六的标准。她说，中国政府只承担了学校开支的53%，其余的费用则转嫁到学生头上。即使托马谢夫斯基对我国教育投入的数据偏低，（据教育部长周济讲，我国近几年里教育投入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5%，增加到3.41%，教育经费投入将占到GDP的4%。）我们也不指望靠教育产业化来拯救中国的教育。教育是什么？教育是对个人对社会都有益的一种带有公益性的事业。政府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不应该主要由市场来解决。

　　三、 教育产业化就是教育民办化？民办化就是贵族化？

　　傅文说“要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平，就要改革中国的办学、招生、考证制度，这恰恰不能停止教育产业化的进程。相反，必须把教育的产业化进行到底：教育部门不仅要还学校自主招生、自主聘教、自主授课、自主定价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还要解除对民间办学的诸多限制，把‘鼓励民间办学’作为教育的基本国策。” 傅文其实并不新鲜，《南方周末》（2004-01-15）载文就曾谈到一模一样的观点：“中国的教育问题，与其说是产业化造成的，不如说是产业化不彻底造成的。要真正地、长远地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平，就必须鼓励民间办学”傅文在这里给我们开出了拯救教育的良方，那就是教育民办化，教育产业化就是教育民办化。姑且不说傅文的天真，考察一下国外发达国家美日诸国，又有那一个国家是完全民办化了的？我国解放前也是国家办学为主，教会及其他私立机构为辅。不知傅是天外来客还是什么？如此不知国情和世情还奢谈什么教育！ 　　教育产业化，也就是把教育当作产业来办。鼓励社会办学，这听起来似乎是不错的，至少这样能引起竞争，增加入学机会，提高教学质量，但产业化的教育成本不也都分摊到学生的身上了吗？一些私立学校越修越豪华，豪华就是身份的标志。所谓教育产业化就是教育贵族化。如果考重点中学差几分，没关系，一万元一分，几万元保证孩子入学。可是中国普通老百姓一年能收入多少？我在上文已引用有关数据，这里不再赘述。从幼儿园的赞助费开始到大学毕业，一个孩子的教育费用是否和父母收入相当？我知道很多父母为了那些林林总总的费用在孩子毕业后债还没还清，包括我在内。我就是教育产业化的受害者。我的女儿读了一所非常普通的大学的服装艺术系，每年的学杂费和其他费用就两万多。如今才读了两年多，我已负债累累。我还是所谓的中学高级教师。我不知道今后怎么办？教育在中国，越来越变成一种奢侈品。我们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表现在哪里？难道只让有幸出身在富裕家庭的孩子才可以享受优质教育？只是打着“受优质的教育，可以成为白领、公务员”的旗号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巧取豪夺百姓的血汗钱？这种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改革究竟有多大好处？到底是受益人多还是受害人多？教育产业化的畸形发展会带来什么影响？我不知网友傅祖洪身价多少？可能属于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吧！所以站着说话不腰疼。 　　刚刚看到一个统计数据，我国的大学生占适龄人口比例为４％，相当于现代化标准10%—15%的32%（平均为12.5%），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22%，居世界第79位。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上，我请问网友，贵族化的产业化是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吗？

　　四、中国政府从没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政策

　　其实傅文不值一驳。除了明里暗里想搞钱的那些人外，有几个高唱“教育产业化”的人是真为百姓计？好在新一代领导人头脑清醒得很。这种清醒是建立在对我国国情的基本估量之上的。针对海外媒体提出的所谓“中国教育产业化”问题，教育部长周济在１月６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04年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中国政府从来没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政策，一定要坚持社会公益事业的属性”。他还指出，“不能把教育同其他产业、教育同企业等同起来，如果政府提倡教育产业化就会导致追求教育投资利润的最大化，会对教育社会功能产生负面影响，也会削弱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保证社会公平的作用”。 　　周济还说，“我们一方面特别强调教育是一个崇高的社会公益事业，同时我们也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因为教育是一个重大的系统工程，中国也是发展中的初级阶段，因此教育投入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推进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推进教育成本分担，但是这跟教育产业化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借此机会就此说明”。 　　在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前，一切为“教育产业化”张目的口号都是可笑的。在我看来，“教育产业化”不仅是个彻头彻尾的“馊”主意，而且是个祸国殃民的坏主意。

争鸣：再论“将‘教育产业化’进行到底！”
网友：傅祖洪
　　承受编辑厚爱，将我的《争鸣：将“教育产业化”进行到底》挂上了热评栏，到1月25日，已发主贴53条，跟贴13条。同时，徐晓老师的回应文章《“教育产业化”就是“馊”主意》也针锋相对。因为遭受批驳（甚至责骂），这些天来，春节也过得不安心。
　　大假将要结束，我还是得熬上半宿重申观点：将“教育产业化”进行到底！

　　一、公办教育的种种乱收费

　　（一） 本人穷矣

　　许多人认为我是富人，错矣！本人一介穷夫，曾在渝东北从事10年乡村小学教师工作，后有幸步入公务员队伍进入县委机关工作，再后来跳槽做了记者，对失学孩子无助的眼神见得太多太多。此外，我的妻子、岳父、妻姐、弟媳也都是乡村教师。 　　十余年间，我和我的亲人，曾无数次为贫困儿童垫支过学费（至今还有近千元“颗粒无归”），曾资助过贫困大学生（去年9月因理财失误导致家庭经济困境，资助中断）。

　　但渐渐地，我明白，仅靠我辈之力，何能力撑越来越多面临失学之虞的孩童？至今，我的老家还有亲人，每年掏不出五六百元供儿女读小学。问题出在哪里啊？我满腔热爱的父老乡亲们，你们的子女为什么上学难、升学难、读出一名大学生更是难上加难？

　　渐渐地，我明白，问题出在办学制度本身！！！

　　（二）这费那费

　　对于中小学教育，我就像熟悉自己的孩子，深深知道教育管理体制中种种诟病。今天，我作为跳出教育圈子的人，以我的亲身经历，首先狠狠揭一揭中国公办教育的重重诟病（许多诟病也已经成为教育管理中的一种潜规则）。

　　从教十余年，收费年年看涨，正式收据单上的这费那费，那项不是经过物价部门审批的？可物价部门是谁的物价部门，教育局要向物价部门弄个审批有何之难？其中很大一部分收费，直接上交镇乡有关部门、县教育局，官员有着不菲的考核奖金、补贴。

　　就学校收入部分而言，除了书本费外，还有诸如“电教费”、“水电费”、“住宿费”、“体育活动费”、“实验器材费”、“搭伙燃料费”。此外，“电影费”、“体检费”、“牛奶费”、“校外辅导员讲座费”林林总总。你说哪项费用不是名正言顺，人家电影队、卫生院、奶牛场、校外辅导员也来为学生服了务，他们都得收费呀！其实，个个肚明，当中的折扣不少哇。

　　（三）收钱有方

　　除了教室没有收取租金外，其余多项公益投资都收了费：电教得掏钱，体育活动得掏钱，住宿得掏钱，实验消耗得掏钱……有的教学设施或系政府投入的，或社会捐助的，或收取前届学生的钱购买的，但如今学生都得掏钱付租。这些收益金都进了谁的腰包？

　　更有学校发动教师共同出资入股，购买几十台电脑搞起“电脑教室”，每名学生每期收取“上机费”40-50元，专门由财会掌握收支和利润分配。这本小利大的生意带来滚滚财源让教师们心花怒放，可两三名学生挤一台电脑，他们每期没摸上几次机子，甚至连关机也不会。再说，就这几十台低配置的电脑，把“上机费”收到何年何月止？如果钱永久收下去，这样的投资简直是“零风险+永久暴利”。学校可以多搞一些这样的“既无需政府投入，又能提升教学设施档次”的伟大发明，“让教育早日迈向现代化、国际化”。

　　又看看某些教师们，像小贩一样变相兜售资料：推荐学生到某某个体书店购买某种盗版教辅资料，名曰学生自愿，实则为了回扣。对于某些不愿掏钱的学生，教师就按教辅资料讲题、搞作业，没资料书的后来都乖乖买了书。

　　（四）谁挣谁花？

　　再看看校长们，或应付无休无止的检查、验收小组，或为改建一幢教学楼跑上6个月盖上四五十个公章，或为了与有关部门理顺关系搞公关，或应上级组织、或应某学术团体邀请，年年到各地风景区去考查、学习、赴会。天啊，这些花费不都羊毛出在羊身上吗？

　　除了教育局各科室能到各校威风八面外，其他哪家县级相关部门不可以去吃顿“工作餐”？甚至有的部门驱车登门要钱，伸手八万十万如探囊中之物。一位乡村校长朋友坦言，学生的缴费最多只有1/3是用于学生的，其余大多被乱花掉了，一小部分用于教师考核、“福利”。他说，一个小小的四人派出所，每年就要到校收取治安联防费、节日协勤费、报刊资料费上千元，警察们到校检查防盗、防火或者干脆来吃饭、钓鱼，陪吃陪喝陪笑脸就花掉三四千元。哪家菩萨都不敢得罪，各种报刊变相压下来征订，有一所仅1500人的乡镇中心小学，每年报刊费上万元。

　　毫不夸张地说，一群衣衫不整的孩子，供养着一个庞大的食利阶层。反过来，如果没有乱收费，作为公益性质的公办学校想要运转下去，也简直难于上青天。

　　（五）婊子立牌坊

　　今天，以真名真姓说了一大通，点破了诸如官场之上的“潜规则”，可能明天就会遭来暗剑。但不说个透彻明白，网友会明白吗？还有那些教育管理者、工作者，能明白自己处于何位吗？相反，许多教育管理者至今还不明白，自己实为“人民币服务”，却口口声声“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真是又当婊子又立牌坊！

　　本人曾于2003年6月10日在人民网《网友说话》栏目发表的《对农村教育体制改革的建议》一文（笔名傅鸣），望网友读后不再骂声连连，而是思考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二、公办教育诟病重重

　　（一）

　　教育乱收费是历年来投诉热点。费为什么越收越高？学校为什么能够得逞？被查处的学校为什么凤毛麟角？这些问题为什么一直困绕大众？其实，教育乱收费问题也并非特殊。纷繁的行政审批中，不是也存在乱收费么？那么多顶大盖帽，有几家敢拍胸膛说没有乱罚款乱收费？乱收费是公办教育的一大痼疾，乱收费的病根子就在于我国公办教育的管理体制！

　　每一所公办学校都毫无生存之忧，学校用不着考虑求特色谋取生存，更不用着考虑乱收费会吓跑学生。按照划片招生的原则，A区学生要到B区求学，得交不菲的择校费（特权者除外），这比学杂费中的乱收部分高得多。

　　（二）

　　学校是政府花费纳税人的钱提供的公共产品。但教室、体育场、实验楼、图书室等教学设施本身有其资产属性。校长是这些公共资产的管理者、维护者，而不是所有者。教师却是由人事局、教育局和校长三重管理。尽管聘任制已实行多年，但校长的人事管理权极其有限，不能按需要随意择选能人、辞退庸人，这造成事实上的“铁饭碗”。同时，校长由上级人事部门任命，教师对校长的监督也先天“缺钙”。 　　谁能真正地监督校长？

　　对于学校这项公共资产，管理者与所有者分离。所有者的代理人（政府官员）对管理者（校长）是自上而下的监管，而不是自下而上的监管，教师不能民主地选举校长、监督校长。以前国有企业的弊端与公办学校的弊端简直雷同。企业的厂长、经理们花起钱来岂肯小家子气，同理，校长们对学校的钱财又岂肯“吝啬”？ 　　我多年的教学生涯观察所得，学校钱多，校长多花；学校钱少，校长少花；学校无钱，借钱也要花！只恨不能把账户上的存余花光。

　　（三）

　　对于校长们来说，没钱怎么办事，怎么考核和调动教师积极性？有哇：加价收费、择校费、“捐资助校费”。对于主管部门来说，好哇，我给你批收费项目，你名正言顺地收，但好处别忘了咱有一份。教育主管部门和各级政府既是教育资产的大管家，也是办学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其“政资合一”的身份，焉能杜绝权力寻租？还有那么多相关部门等上层权力机构，又能与学校收费“一干二净”吗？正因为公办学校的公共资产属性，导致“娘的奶子，谁都可以吃一口”，学校这块肥肉，哪路和尚都可以动刀。 　　说到底，乱收费、高收费、搭车收费，是上级相关部门与学校多重合力下的“权力寻租”。所以，面对公众滔滔不绝的乱收费举报，那么多部门睁只眼闭只眼。所以，被查处的学校凤毛麟角。 　　（四）

　　每一个教育局之下，如何管理好几十上百所学校和成千上万的教师，调动他们的教学积极性，这真是一个天大难题。升学率、合格率是千校一面的教育管理考核中最简便、最有效、也最公平的法宝了。所以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凭学生分数的高低决定教师优劣的办法一成不变。几年前，喊得山响的素质教育最终也没有舍弃残酷的年年应试。 　　我和妻子从教多年的感受就是，在应试的指挥棒下，教师是校长为了实现攀升、晋职、加薪的工具而已，学生也只是教师的工具而已，其他什么个性的雕琢、人格的塑造、创新力的培养，都是不与利益直接挂钩的枉谈。升学，对于学生来说，更是寒窗苦读、穷尽心血的压倒一切之大事。教师和学生在教学中都难以获得愉悦的感受，教师的师德渐被利欲消磨殆尽，学生的创新精神被新科举耗费。 　　（五）

　　在教师队伍的评职、加薪、评优、提干等考核激励机制中，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共同掌管着名额的分配、评比规则的制定、对教师的量化考核。这些都为权力寻租预留着空间。跑关系、成绩造假、学历造假、学术造假倒成了教师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捷径。此风一盛，空守师魂、安于三尺讲台的教师越来越少。逢年过节，教师忙着给主管官员、校长、年级主任、系主任送礼拉关系。一旦利益目标实现，工作积极性立即懈怠，于是“高级职称不教书，教书的不是高级职称”。所以，我们不难理解高考集体舞弊、高校乱办研究生班、论文剽窃成风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祟。教育界道德的集体沦陷，实质是公办教育管理脱节、管理僵化的利益导向造成的。 　　（六）

　　同为公办教师，按理说是人人是平等的，但自从有了重点学校就不同了。重点校大多在城区，生活条件舒适不说，且期终奖、年终奖能发几千上万元，普通校条件艰苦却只有几百元。为了从普通校调入重点校，有的教师甚至不惜重金开道。一到暑期，有关官员、校长们在酒店、娱乐场所声色犬马，醉喝淫逸，还拿红包。再环顾四周，重要官员的七姐八姨都站在了“城区教育事业的崇高岗位”上。可惜我的那些乡村教师同事们，大概只能“清贫”到退休后进城颐养天年了。 　　（七）

　　不仅学生是公办教育“政资合一”的受害者而被乱收费，且众教师也是其受害者（那些重点学校的教师奖金可观，当属收益者之列）。众教师领取政府发俸的薪水度日，但政府却可任意挪借、宰扣教师的工资。有一个县，为了筹资支持企业改制安置下岗职工，强迫向全县8000余名教师每人借款1500元。有一个镇，为了硬化水泥公路，强迫教师每人“捐助”400元，以打造“招商引资的形象工程”。此外，每人每年还有十次以上“捐款”。 　　在“政资合一”的公办教育体制之下，校长的责权利不分明，“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所以教师和学生的权益屡受侵害。

　　三、中国教育是盏不省油的灯

　　（一）学校收费“只涨不跌”？

　　教育是提高社会生产、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的基本途径。因为花1分钱接受教育后，能为社会和个人带来3分钱的“预期收入”（包括社会文明程度提高），所以，没有哪个国家不办教育。

　　无论公办、民办，办学的成本是整个社会支付的，所不同的是“付费方式”。我国公办教育是通过“政府征税——经费划拨教育局——再划拨学校”来完成的，民办教育则直接是“民间资本——投入学校”来完成的。 　　政府考虑的社会效益，而不会算计1分钱教育投入带来多少资本利润的。

　　民办教育则在为社会提供受教育机会的同时，会考虑若干年内收回投资，获取资本利润。即使是“爱心富翁”或社会团体全额捐助的公益性民办学校，也会考虑办学资金的利用率。

　　公办教育，只是政府公益性总盘子中的一项。政府的财力始终是有限的，如何既保证国防、疾病控制、公共体育设施、最低生活保障等公益事业的支出，又兼顾教育的投入，是各级政府官员费心的大事。 　　面对增加教育投入的呼声，政府也并非不“积极”。教育部长周济介绍，近几年教育投入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5%，增加到3.41%，“教育经费投入将占到GDP的4%”。（引自网友徐晓一文）

　　但问题是，为什么政府投入越来越大，学校收费“仍涨不跌”？为什么乱收费几乎出自公办学校？

　　（二）学校官员“站着一走廊”

　　窃认为，公办教育耗费的社会成本太高。或者说，1分钱投入，并没带来3分钱的社会效益，而仅产生了2分，甚至1.5分的社会效益。

　　同高度计划经济时代的国营企业相似，公办学校只是一个“不管供销的生产车间”。原材料（学生来源）、加工成本（教师薪资、设施投入）都由行政指令，学校不计“生产成本”。尽管僵化的考试制度之下的升学率竞争能为教师带来福利悬殊，特别是决定校长（官员）升迁，但产品质量（学生素质）、产品销售率（升学率、就业率）并不决定学校生死。

　　拿一所公办高校来说，招什么样的学生、招多少学生、培育成什么样的学生、学生毕业后是否“适销对路”，皆不属学校可掌控的范围。校方只是对“高考生产线”送来的原料进行加工的机器，包括人事、组织、教学活动、财务收支等诸多微观细节，都由行政部门亲手定夺。

　　在这样的一个高度计划性的链条中，成本耗费何其高也！

　　在高校，校长、副校长、处长、系主任等行政官员“站着一走廊，坐下几大桌”，1个教师教3个学生，且学校还有行政级别，学校领导可以直接调任各地去当官。没哪国的高校教师，有我国这样多的高校教师忙着升官、评职。同时，学术建设腐败，造假、剽窃、抄袭成风，拼命争取科研项目，圈取科研经费，却不管科研成果的研究成本、实用价值和推广应用。所以，这么多年来，大堆大堆的银子砸进高校，却冒不出几个泡泡。政府投入越来越大，收费越来越高，个中原由就是“效率下降”！

　　在中小学，则突出表现为层层加码搭车收费。因为民办学校不能与公办学校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民办校比重和竞争力都很低，能为成千上万学生提供基础教育的场所“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三）学校与主管部门“勾搭成奸”？

　　对学校本身来说，本应作为不讲求经济效益的公益单位，目前却不顾公众的经济承受能力，极力追求着利益最大化。这并非学校“单相思”的结果，而是学校与掌管各项大权的行政主管部门“勾搭成奸”的共同结果。

　　行政垄断会导致乱收费。几年前，供销社或农资供应单位靠行政垄断化肥供应，有人搞来化肥以低价卖给农民却遭受工商部门打击，难道说虚高的化肥定价不相当于乱收费么？高价化肥不也是农资供应单位与主管部门“勾搭成奸”的共同结果吗？

　　政府本身视教育为公益事业，并没考虑教育投入的直接经济回报。但校方却挟“教育投入不足”之辞，大呼产业化口号，力捞教育资本的丰厚回报。校方并没思考纳税人投入的大部分教育资本。对所有“进账”的开销，纳税人也根本管不着，任凭校方、主管部门随意花。

　　（四）我们上的是“贵族大学”？

　　中国教育真是盏不省油的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校高校生不超过200万人，总量少。那时，高校的官僚主义还并不浓吧，师生比还较低吧，办学效率还较高吧，政府尚能承受全额支付大中专生的费用。但到2002年在校大学生已达1600万人，在高耗低效的“国营牌”教育机器面前，指望像德国一样提供全免费“晚餐”，无异于要让国家财政撑死！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大学的收费大致为：国立大学每年约22-40银元，师范类甚至不收学费；私立大学每年约45-120元银元不等，中间数约为90银元；贵族化的‘教会大学’每年约160银元。按当时家庭收入来算，国立大学学费占平民百姓家庭生活费的份额大约5%-10%，相当于一个工人一两个月平均工资。而教会大学学费占平民家庭生活费的份额1/3，或者说，教会大学的昂贵学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年工资的2/3。”（此段引自《南方周末》2003年12月4日陈明远《1930年代的大学学费》）

　　再援引徐晓的数据：我国2002年城市和农村的人均收入分别为：7703元、2476元。也就是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全部只够勉强维持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费；而农村则需要3个人的纯收入才供养得起一个大学生。而且必须有一个前提：全家人一年到头不吃不喝。

　　由此看来，今天的大学生都是上的70年前的“贵族大学”了。 　　（五）高校扩招才是“馊主意”？

　　在计划经济时代沿袭至今的管理模式下，搞什么高校扩招，确实是逼着大众拿钱砸水漂的“馊”主意。

　　按理说，每年多几十万人接受高等教育，他们的劳动技能、知识水平都有所提高，但他们找工作越来越难，薪水越来越低。据《经济参考报》报道，北京大学课题组对高校毕业生起薪点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高校毕业生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占40.9%，1001-2000元的占45.5%，2001-3000元的占9.5%，3000元以上的占4.1%，平均月收入为1550.7元。去年是扩招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毕业，初次就业率只有50%。

　　这个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教育只能提高人的劳动技能，却并不能提高劳动收入和就业率！因为各种经济活动遭受过度的政府管制，导致中小创业者举步维艰，就业岗位供应不足，劳动力市场严重供过于求。 　　这可能是建议高校扩招的汤敏博士没有考虑的深层次弊症。虽然大量的民间资金砸在了大学校园里，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内需，短期内刺激了消费。但大量生产出来的“产品”（毕业生）却“卖”不出去。

　　同时，高校扩招导致教师编制和教育经费持继增加，政府对基础教育的“供血”更加不足，整个教育结构失衡。你看看，一边是大量农村中小学生辍学，另一边是满街大学生找工作。

　　我不知道，汤博士的“投资拉动消费”是否是头痛医脚的怪方？罪过！

　　四、教育民办化≠教育产业化 　　（一）民办教育是教育产业化的方式之一

　　教育产业化是个“祸国殃民的坏主意”！？

　　某市政协委员、中学高级教师徐晓，在其《“教育产业化”就是个“馊”主意》一文中就这样武断地结论。许多支付着高额学费的家长在网上热评中，也视教育产业化如洪水猛兽。

　　我在人民网《网友说话》栏目1月20日发表的《将“教育产业化”进行到底》一文，并没将“教育产业化全部等于教育民办化”，但徐强词夺理说“傅给我们开出了拯救教育的良方，那就是教育民办化，教育产业化就是教育民办化”。 　　我认为，公办学校管理上存在种种诟病，所以应鼓励民办学校大力发展，以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民办教育如何兼顾求取社会效益与资本效益呢？我说：“想使好的学校越来越多，最好的办法就是鼓励民间接手重点学校开始。”但我并没主张，政府应停止举办教育，所有学校全部由民间接管。 　　相反，政府应加大对教育的“买单”力度。但“付帐”的方式应该改变了！

　　在传统的教育管理体制之下，无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幼儿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已是扶不起、供养不起的阿斗！！ 　　传统教育管理体制非可不改。教育产业化是变革教育管理体制的途径，而不是目标！！！

　　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是教育产业化的方式之一。此外，还可以公办民助、公办民管或教育资产股份制、合作制。

　　为什么徐晓就单单认为，教育产业化就是全面民办化呢？为什么一些网友错误认为，教育产业化就是把学校全部出卖给“资本家”便完事呢？

　　（二）增加教育投入治不了“病根”

　　徐晓等网友一味呼吁“政府应加大教育投入”。我国系分级办学，这对于东部发达地区或城市来说，是可行的。但对于仅供糊嘴的西部地区各级财政来说，“增加一个指头的力量也会压死人”。穷财政连保教师吃饭也困难，要加大教育投入，途径就只有靠收费了。 　　公办教育果真是“全民公办”的吗？数据表明，许多地方改建教舍的钱，并非来自财政，也是从学生或农民头上收取，然后由教育局划拨的。

　　不改革办学制度，仅仅指望政府增加教育投入，通过挤占其他领域的资金来“供养”教育，是医治不了教育的沉疴旧病的！

　　（三）教育应在充分公平竞争之下产业化

　　作为微观体的学校，不具备独立的生存条件，也不是完全的竞争个体：其所有者是虚无的全体公众，其具体“经营者”却是主管部门任命的校长。校长的财权是残缺的（例如，不能按实际随意决定新建校舍，扩大招生规模），校长的人事权更是残缺的（例如，不能按实际随意辞退庸人或提选配备副校长、教导主任、总务主任等）。 　　近年来，企业成功改制解放了生产力。企业私有化，就是将虚无的所有者，变为实际的所有者，实现所有者与经营者的责权利统一。同时，解开市场准入的羁绊，鼓励企业充分地、公平地市场竞争，最终降低产品的社会消耗成本，为社会带来尽量多的福利。所以，企业到底是谁所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企业到底能给社会带来多少质优价廉的产品。 　　不难发现，越是充分竞争、公平竞争的行业，越能给社会带来丰富、优质、价廉的服务和产品，例如百货业、餐饮业、食品生产业、彩电业。 　　越是政策保护、行政垄断的行业，带给社会的服务和产品就越价高质劣，例如多年前的汽车制造业、一直遭口诛笔伐的铁路春运涨价、医疗乱收费，还有教育乱收费。

　　说到底，行政权力对学校的过度介入，学校缺乏独立的招生、人事、财务、颁证等权利，效率低下，资源浪费。这样的公办教育，对社会、对家庭来说，都是越来越昂贵的“奢侈品”。经济学证明，在资源垄断的情况下，“逐利性”导致价格上涨。 　　同时，民办教育缺乏“国民待遇”。民办高校只能办职业教育的歧视，众多民办中小学遭受招生政策的限制，这注定民办教育只是“养子”而非“亲子”。如果在这样不完全市场条件下，推行教育产业化，其昂贵的成本不是要分摊到每个学生头上么？

　　教育应该产业化，也必须是在行政权力消退之后的完全市场条件之下的产业化，是在取消“养子”、“亲子”身份区别之后的产业化。否则，行政干预之下的“教育产业化”不仅不能带来更丰富的教育产品，反而更加成为权力寻租的舞台。

　　（四）垄断导致高成本

　　再拿一个事实来说。为什么美国越打仗越富有，而前苏联越办军事越穷？原因在于，美国人把军工作为产业经营，连军工企业也可以是追求利润的民营企业，所以越来越多的先进、价低的武器和后勤物资装备到部队。同时，大量科研产品军转民用，带来滚滚社会收益。而前苏联，却将军事投入和产出搞成“两张皮”，军工厂只管生产，不计成本和民用推广，政府既花钱让军队，又花钱供养垄断性质的军工企业。美国人的聪明就在于，让军工企业充分竞争，降低了装备采购成本。 　　而我国办学，就像苏联办军事，花了大量的钱，换来的是“垄断性企业生产的昂贵产品”。

　　当然，无可否认，政府可以迅速集中资金建立大批学校，在短时期内构建一个基础教育体系。但是，政府在学校管理方面不具备优势。在垄断性国企里出现的“病灶”，在公办教育中都能找到，且较前者更深。 　　（五）学校竞争将使大众受益

　　市场经济告诉我们，如果资源稀缺，会导致价格上涨。但目前学校并非稀缺，许多基层学校“还没吃饱”。目前，稀缺的是优质教育资源（如公办的重点学校、民办的贵族学校），但却只能为极少数学生服务，且收费不菲的费用。优质的教育资源只能为极少数服务，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公平吗？

　　发展民办教育是激活教育市场的好手段之一。要“制造”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允许公平竞争是唯一可行手段。政府不能以教育产业化为幌子，变卖教育资产挪作他用。而是应将公转民后教育资本金用于其他薄弱学校。 　　要允许好学校做大，也要准许劣质公办、民办学校被市场淘汰。同时，更要力保边远山区孩子有学可上。因为鼓励民间资本进军教育领域，并非取消政府对教育投入。相反，应规定教育投入的刚性支出。利用对学生发放“教育券”等方式，直接“被贴”学生，特别是贫困学生。要保障每名学生完成基础教育。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特定责任！

　　（六）民办学校果真是“食人虎”？ 　　自古以来，许多民间公益性事业，都是本着自愿的原则，富人多出钱，穷人少出钱或不出钱。例如，民间筹资修建道路、桥梁、渡口、宗祠等等。

　　但由于种种原因，如今富人对社会的道义感弱化，许多公益事业一经拍板，就逼着富人、穷人掏相同的腰包。许多乡镇办学、修筑公路、架设通信光纤等等，穷人都要拿足“定额”，但许多宽裕者却并不愿多出钱。

　　我的岳父解放前在一镇上读私立小学。学费是每年3担（每担75公斤，按现价计算约合225元）稻谷，但岳父家贫，每年只缴两担稻谷，一直读完了小学。但有的富户，却每年自愿缴纳10担以上。也有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校方一粒不收。由此看来，私立学校在自身能够运转的情况下，也并非没有公益精神。 　　当今，中国公众对教育捐助相当冷漠。一方面是政府垄断办学，让公众认为“教育仅是政府干的事”。更主要的是教育乱收费，导致学校腐败、不廉洁的社会形象。谁愿意把银子捐给一个不讲效益、乱花钱、吃肉不吐骨头的“榨油机”？ 　　此外，越来越多的受助学生“背弃”捐助人的行为见诸报端，令许多直接捐助学生的志愿者“寒心”。在重庆，一位捐助了几名大学的老工人，病重之际想见一面受助大学生，但受助者担心在同学面前暴露“穷人身份”而拒绝前往。还有一些受助者，毫无感激社会之心，认为“富人之财来之不义，捐给自己实属应该，受之无愧”， 　　而在美国，公众乐于捐助教育。在国外，“许多名牌大学都是私立的，靠捐款运转，像哈佛、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等名校，每年预算的绝大部分都来自各界捐款”。（引自《党员文摘》2003年7期）

　　（七）将“教育产业化”进行到底！

　　在公办教育成本高昂的情况下，我们已把教育办到了今天的规模，实属不易。我们应相信，改革办学体制，改革对学校的“供养”为对学生（特别是贫困学生）的直接“补贴”，将提高办学效率，提高学校办学质量和竞争力，并从根本上降低公民“购买”教育的成本。

　　而学校民办化只是其途径之一。无论公办、公办民助、公办民管、公私合办，都应做到“出资人”和“经营者”的责权利分明，都应坚持决策权、监督权相分离。 　　浙江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认为，“如果政府不再直接用行政手段办教育，可以从行政成本中释放出至少10%的投入。”

　　开弓没有回头箭。教育产业化是改革中国教育弊症的途径和手段，而不是目标。目标是“节能降耗”，产生更多的质优价廉的教育资源，惠及更多的民众。

争鸣：再论“教育产业化”就是个“馊”主意
——对网友傅祖洪再争鸣的再回应
网友：徐晓
　　刚刚开学第二天，还没有从节后的疲劳综合症中恢复过来，就又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工作中去了。恰在此时，看见了网友傅祖洪的《再论“将‘教育产业化’进行到底！”》一文。首先我对因我的文章给傅先生带来的“不安心”感到“不安心” 。因为看完傅文，觉得他也是一名忧国忧民之士，殚精竭虑的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寻求良方之人。而且，他洋洋洒洒万言长文，三分之二都是批判中国教育的种种弊病的。这一点，恰恰与我相似。因为我也对中国教育的现状非常忧心，我更对教育腐败深恶痛绝。但我仍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网友傅祖洪坦承“本人穷矣”，属于未“先富起来”的百姓的一员，却偏偏屁股坐歪了！坐在老百姓的对立面去了。对于这一点我不得不表示遗憾。下面，我从九个方面，将“‘教育产业化’进行到底”一文批驳到底！
　　一、 网友傅文跟帖与我的网文跟帖之比较

　　也承蒙编辑厚爱，将我的《“教育产业化”就是“馊”主意》 挂上了热评栏，到1月27日晚上，已有主帖254条，跟帖93条。与傅文的“到1月25日，已发主贴53条，跟贴13条” 相比差距何乃如此悬殊？从中可以看出民心的背向。

　　傅文的跟帖1、“教育产业化”并不是解决现存教育问题的良方，教育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公益的事业，因为学校毕竟是培养人材的地方，产业化就必将讲求效益，必定与利益挂钩，这样就失去了办学的宗旨，我同意打破垄断，我们可以引入民间办学，来注入竞争机制，比比谁办学好，让民众自己选择，如果单单讲引入产业化这不但解决不了乱收费的问题，反而会使乱收费愈演愈烈，这无异于饮鸠止渴。 　　跟帖2、对“傅祖洪”兄的观点我不敢苟同。我国政府都在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再穷不能穷教育，在苦不能苦孩子”。邓小平同志教导我们“改革开放后最大的失误是教育”。难道我们要把“百年大计”推向市场？连“万恶的帝国主义——USA”都做不出的事。布什如果把“傅祖洪”兄的文章作为执政后教育改革的方向，我想布什家族今后一定不缺鸡蛋，而且是被禽流感污染的。记着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当然，也有赞同傅文的，但多数是对他揭露的中国现行教育主要是他所生活的农村地区教育现状的批判。

　　而对我的网文的跟帖则一片叫好声和赞同意见。

　　跟帖1、旅美博士赵勇在回答新华网友有关“教育产业化”提问时的话：

　　“美国在中小学教育里没有所谓的产业化，产业化是在职业培训里有一些，这也是教育的目的不一样。教育目的一个是培养人，对整个国家、民族的义务。另外一种是对你个人有利，比如说你今天学了英语，马上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那这个马上可以产业化。但是大多数地方还不是产业化经营，美国的大多数教育机构还是非盈利机构。

　　中小学生没有什么收费，完全免费。教材、学习用具、工具等都是免费的”。

　　跟帖2、我们搞任何社会变革都要首先提到“中国国情”，难道“教育产业化”就不应考虑“中国国情”了？这是政府在推卸责任，将所谓“欠账”让老百姓来承担，“教育产业化”只能使穷人更穷，富人更富。在目前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世风下，“教育产业化”只能培养出更多的“眼镜蛇、白骨精……”。 　　跟帖3、教育须“育”，不是“产”；什么育，育是投入，是义无反顾的投入。

　　教育绝对会有产出，但是教育的产出和其他任何产业不同，他不是有形产品的生产，也不仅仅是输出一种服务，要考量教育的产出已经难乎其难了，更何况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看到教育产出的结果是什么会事情，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可我们搞教育产业化的人偏偏不懂这个道理，为什么？所谓产业化，就是要讲产出，要追求利润，在最小的投入下寻求最大的产出，如此以来，只有把教育的“产出”重新定义，怎么定义呢，多少学费？多少创收？…… 　　跟帖4、“教育产业化”是不负责任官僚企图甩包袱，把人民的纳税钱用于制造“政绩”往上爬，谋取更大的权力，谋取更大的私利的馊点子，也是迎合新生资产阶级巧取豪夺的贪欲之心，之意。“教育产业化”，必然使穷者愈穷，弱者愈弱。势必危害国家、人民、民族。

　　跟帖5、教育产业化，是在祸国殃民。本来我国搞的“义务教育”就不正宗。义务教育的本质有两条基本内容：一是学龄儿童必须无条件的接收教育，如若不然就是违法；二是政府必须提供免费（学费）教育。现在那条也没做到，收费、高收费是根本原因。

　　跟帖6、目前家庭经济情况贫富差别很大，有相当一部分人刚刚解决温饱，何况陆续还有人要下岗、失业。在此情况下再高收费，加之居高不下的医疗费用，势必把本已拉大的已到危险境地的贫富差距再度拉大。不但是他们这辈子富不起来，而且注定下一辈也必然贫困，因为没有文化。

　　毛泽东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眼睛总是雪亮雪亮的。在群众的心目中，教育产业化早已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我不明白的是聪明如网友傅祖洪怎么就不明白呢？还是没有承认的勇气？

　　二、 网友傅文所披露教育腐败都是“教育产业化”惹的祸

　　其实网友傅文最有价值的就是有关他揭露的教育腐败现象。而我仔细一看，发现他所揭露的学校腐败的种种都与教育产业化有关。如傅文说“就学校收入部分而言，除了书本费外，还有诸如“电教费”、“水电费”、“住宿费”、“体育活动费”、“实验器材费”、“搭伙燃料费”。此外，“电影费”、“体检费”、“牛奶费”、“校外辅导员讲座费”林林总总。你说哪项费用不是名正言顺，人家电影队、卫生院、奶牛场、校外辅导员也来为学生服了务，他们都得收费呀！其实，个个肚明，当中的折扣不少哇”。正因为打着“教育产业化”的旗号，所以产生了这费那费。因为产业化就要讲收益，而收益的来源和对象只能是“沉默的羔羊”——学生。 　　傅文说得好：如果钱永久收下去，这样的投资简直是“零风险+永久暴利”。学校可以多搞一些这样的“既无需政府投入，又能提升教学设施档次”的伟大发明，“让教育早日迈向现代化、国际化”。回忆一下我在“教育产业化是一个‘馊主意’”里引用的汤敏博士的原话：“若3年内使我国高校的招生量增加一倍，达到年招生量200万人的水平，并一律实行全额收费，学费每年1万元，其它费用4~5千元，高校可每年多收学费200亿元，在校消费约为40亿元，再用我国的产出乘数来匡算，这240亿元可拉动1000亿元的投资与最终消费”。

　　这不是一些鼓吹教育产业化的人的美好设想吗？可这样一来造成了什么结果呢？网友傅祖洪也帮我们想到了它的后果：“这可能是建议高校扩招的汤敏博士没有考虑的深层次弊症。虽然大量的民间资金砸在了大学校园里，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内需，短期内刺激了消费。但大量生产出来的“产品”（毕业生）却“卖”不出去”。“同时，高校扩招导致教师编制和教育经费持继增加，政府对基础教育的“供血”更加不足，整个教育结构失衡。你看看，一边是大量农村中小学生辍学，另一边是满街大学生找工作”。 　　“我不知道，汤博士的“投资拉动消费”是否是头痛医脚的怪方？罪过！”用不着我说“教育产业化”的罪过了，网友傅祖洪帮我批驳得相当深入透彻。我真得感谢网友傅祖洪帮我的无偿援助。

　　三、 民办教育就是医治公办教育的灵丹妙药？

　　在列举了一通教育腐败的事实之后（主要是农村中小学），网友傅开出了治病良方：“我认为，公办学校管理上存在种种诟病，所以应鼓励民办学校大力发展，以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民办教育如何兼顾求取社会效益与资本效益呢？我说：“想使好的学校越来越多，最好的办法就是鼓励民间接手重点学校开始。”

　　“传统教育管理体制非可不改。教育产业化是变革教育管理体制的途径，而不是目标！！！”

　　“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是教育产业化的方式之一。此外，还可以公办民助、公办民管或教育资产股份制、合作制”。

　　民办教育就是医治中国教育的良方？此言谬也。办好教育的关键在于人，办好教育的关键在于高素质的人。在于一批有责任心、有抱负、爱我中华、科教兴国的人，是一批懂教育的专家、学者、知识分子。即使如傅文所指责的那一批公办教育的蛀虫，改制成民办的就能办好吗？蛀虫就是蛀虫，贪官就是贪官！无论公办还是民办。相反，在“教育产业化”的旗号下，他们会变本加厉的收刮百姓的钱财。因为，凡是打着“教育产业化”的旗帜的人，首先想到的是赢利，凡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人，都绝不是热爱教育的人，靠一群想着赚钱的人能办好教育吗？为了说明民办教育不是医治教育的良方，我不惜公开我的一段隐私，那就是我曾在本市中区一著名的民办中学兼职且时间长达5年。我对民办教学的内幕不能说是了如指掌，但总比网友傅祖洪知道得更清楚、更直接、更有发言权一点吧。

　　民办教育的首要问题就是资金问题。这是制约民办教育发展的瓶颈。我所在的那所学校的师资是没有问题的，几乎全是退休的高级教师和特级教师，像我等在职的属少数。学校也正是靠此为号召，收费自然也高。平均费用比公办高出几乎一倍。而且一些老师打着名师的招牌，乱收费搞补课。除了星期天搞家教外，中午那点时间也不放过，讲几道题，也要收几十元。学校基本没有管理，老师每学期开一次会。所以老师经常迟到或旷课。随意调课也属常事。另外，因为学校没有自己的房产，是租赁别人的房屋，一个学校常常分成几个教学点上课。加之为了打点方方面面的关系，要花不少的钱。如每年的教师节，请的客人比上课的教师还要多，红包的数目就不少。公办学校的腐败在民办或私立学校一样存在，如果不是更加厉害的话。为什么？因为公办学校事实上还存在各级管理机构和监督机制。而民办和私立这方面更难管理。由于种种原因，学校难以为继，生存艰难。 　　有自己的校产又怎样？重庆著名的贵族学校桦桦已经倒闭；另一著名贵族学校开明业以转让。如此不稳定的民办学校能拯救中国的教育吗？

　　这里我不得不对网友傅先生又一次带来“不安心”：没有调查就不要开黄腔。纸上谈兵终觉浅，要开药方须对症！

　　四、 各地办好公办校的种种措施和方法

　　就在傅文把公办校贬斥得一无是处之时，其实近几年来，各地政府和有识之士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为把我国的教育办好而不遗余力。下面摘引各地报道加以介绍，以正视听。

　　1、行业自律

　　据《中国教育报》1月7日报道，陕西省72所省级重点中学的校长日前坦诚相约，发出联合倡议：严格执行“三限”(限分数、限人数、限钱数)政策，坚决杜绝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等乱收费现象发生，将重点高中办成让社会放心的学校。

　　2、加大治理教育乱收费的力度

　　在我国，治理教育乱收费在２００３年达到空前的高峰，众多中小学校长因乱收费而“落马”。

　　在教育部通报的８起乱收费案件中，就有江西省上栗县金山中学校长、副校长因违规收费５．５２万元被撤职；上海普陀区江宁学校因收取１３９．２万元的择校生赞助费,校长被免职；山西省乡宁县光华中学违规收取复习费和中考复习跟踪测试试卷费１２７８５元，校长被撤职。

　　被撤职或免职的还有：宁夏９名校长、辽宁５名校长、湖北７６名校长……

　　今年２月，中纪委第二次会议提出反腐倡廉要深入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深入治理教育乱收费被列为第一条；

　　５月，教育部、国务院纠风办等六部委建立治理教育乱收费部际联系会议制度，要求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农村小学和初中实行“一费制”、公办高中招收择校生实行限分数、限人数、限钱数的“三限”政策； 　　８月，教育部部长周济在治理乱收费工作会议上强调：学校乱收费，校长要撤职；

　　９月，国务院七部委在全国范围开展治理教育乱收费专项检查。 　　3、校务公开，遏制“名校”腐败

　　代表建议实施校务公开 遏制“名校”腐败（新华社记者翟伟、邬焕庆）

　　最近从湖北武汉市方面传来一个好信息：截至２００２年６月底，全市有２０００多所各级各类中小学校实现校务公开，推行率达１００％。武汉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委教育工委书记罗国轩称，此举对于实现学校重大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建立高效的工作机制和监督保障体制，从源头遏制腐败，意义重大，是体现“以人为本”管理理念、教职工当家作主的有效形式，并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早在１９９９年元月，武昌区就从校务公开调研入手，先后组织召开教职工动员会、教工代表座谈会、党员大会形成共识，并以教代会为载体，让教职群众广泛参与，在武汉市教育系统率先推行了校务公开试点。公开的内容有：教工的职评、考核、晋级、评先、分房、出国进修以及学校的重大决策、大宗物资购买、工程招标等。经过两年半的实践，目前已经探索总结出了组建机构、建立健全工作制度、明确责任范围、检查评估标准等一整套相关的管理方法和实施步骤，为武汉市推行校务公开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代表们指出，尽快建立和完善“校务公开”机制是防止“名校”腐败和其他学校出现这样那样问题的关键出路。凡按国家规定的审批权限和程序制定的教育收费，包括义务教育学校的杂费、借读费、住宿费和非义务教育学校的学费、住宿费等学校所有的收费，均应实行公示制度。公示的主要内容包括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批准机关及文号）、收费范围、计费单位、投诉电话等。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行收费减免的政策也应进行公示。学校要在校内通过公示栏、公示牌、公示墙等方式，向学生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等内容。学校在招生简章中要注明有关收费项目和标准。在开学时或学期结束后，通过收费报告单等方式向学生家长报告本学期学校收费情况，让学生家长了解学校的实际收费与规定的收费是否一致。 　　“对任何腐败都不能漠视、默许甚至纵容。有关方面应该赶快采取措施，驱除校园滋生腐败的基因，还校园一片本色的净土。”（新华社北京３月１７日电）

　　以上报道不是全部，但我们也因此看到了中国公办教育的希望。这比只是指责要强过百倍吧？

　　五、中国公办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网友傅祖洪还有一点是极不严肃的，或说是以井观天的。他说：“在传统的教育管理体制之下，无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幼儿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已是扶不起、供养不起的阿斗！！”

　　此话如果不能说是太无知，就是说得太片面、太武断、太绝对了。为了给网友补上一课，我摘录了前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就报告会“上作 的《关于我国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历史性成就》的报告 。

　　陈至立说，我国教育事业已进入了最快最好的发展时期。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她说，经过长期努力，到２０００年，我国如期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宏伟目标。２００１年，“普九”人口覆盖率达到９０％以上，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５％以下，与１９９０年相比，青壮年文盲人口减少了４１００万。高中阶段教育发展迅速，２００１年招生５５８万人，是１９８８年的２.５倍。少数民族在校生已达到１９４９万人，比１９８８年增长４０％。

　　陈至立说，１３年来，我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中等职业教育迅速崛起，成为高中阶段教育的半壁江山，２００１年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达到１１６４万人，是１９８８年的２倍。专业结构更加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高等职业教育迅速发展，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已达３８６所，在校生７２万人，比１９８５年增长了１１倍。成人教育进一步满足了各种教育需求，２００１年，成人技术培训结业了９２７０万人次，还有６７５７万余人在校学习。为加快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利用国债在西部国家级贫困县新建了１８６个职业教育中心。从１９８９年到２００１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含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成人中专）培养了４５００多万毕业生。

　　１９９９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规模，高等教育发展进一步加快。陈至立说，２００１年，我国高等学校招生４６４万人，是１９８８年的３.４倍；研究生招生１６.５２万人，是１９８８年的５倍。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１年普通高校招生数和在校生数都翻了一番。今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１４％，高考录取率由１９９８年的３６％提高到５８％。从１９８９年到２００１年，我国普通和成人高等学校共培养了近１２００万本专科毕业生，３０多万名研究生，通过自学考试，获得本专科学历的达３４３万人，为现代化建设输送了大批专门人才。

　　以上的数据虽然枯燥，但对于正确的了解我国的教育现状，无疑是最权威、最真实可信的。另举一中央台不久才播报的消息： 在刚刚过去的2003年，首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2％，比2002年增加3％，这标志着首都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的新突破，在全国率先从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据北京市教委有关负责人介绍，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按照国际通行惯例，毛入学率达到15％，即达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毛入学率达到50％，即达到了高等教育的普及化。

　　这个事实说明什么呢？那就是京沪地区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达到普及化了。美国著名教育学者马丁.特罗提出的著名的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的学说指出：高等教育的发展将从精英化经大众化达到普及化。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１５％以下为精英型高等教育，１５％～５０％之间为大众型高等教育，５０％以上为普及型高等教育。

　　而另据权威数据统计，目前我国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天津等地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或超过１５％，这意味着中国的高等教育正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这难道不是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吗？ 　　六、 中外教育再作比较

　　正是由于“教育产业化”的不可行，导致了几乎所有国家实行基础教育义务制。在财富不均的社会里，实行义务教育，使得小孩子在相对平等的环境下成长，是保持社会凝聚力和稳定的重要条件。

　　基础教育的非产业化，似乎是共识。而高等教育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也主要靠政府拨款。由于美国大学的产业化程度相对较高，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大学的情况。

　　美国大学分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公立大学主要靠政府拨款，至于私立大学，尽管很多名声很响，规模大部分很小，学生人数并不多。私立大学入学的学生中，如果家庭不富裕，能拿到各种助学金。即使是缴付了全部学费的学生，也并不是市场成本。美国的私立名校，运行成本大约有一半来自捐款，也就是说，学费大概只有市场成本的一半。为什么私立学校会采用这种运作模式呢？

　　如果学生的学费是市场成本的全部，很多学生毕业时必定债台高筑。如果学生毕业时找不到高薪的工作，他们很可能进入地下经济来逃避还债，地下经济的职业往往收入低，而且很少升迁的可能。所以市场化很高的私立学校也是赔钱办教育，他们希望自己的毕业生有很多学识，但没有很多债务。这些毕业生在职场成功之时，不能不感念母校赔钱办学的恩典。比如说，普林斯顿60%的校友，都向母校捐赠。

　　由此看来，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教育系统是产业化的。从学生个人讲，教育是一笔极大的投资，占据了一个人最有活力的十几二十年时间，而我们知道，大的投资对稳定性要求相当高。如果学生求学期间背上巨额债务，风险会增加很多，这样会大大降低教育的价值和社会的财富。相反，如果毕业生学识多，债务少，他们创造的财富会增加国家的税收，从而保证教育的支出。从国家稳定的角度来看，无论哪个国家也绝对不会让教育产业化的。 　　七、中国教育绝对应加大政府投入

　　我认为中国的教育绝对应加大政府投入，从实质意义上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口号。一个国家若想真正的获得长期健康高速的发展，就必须重视教育，对教育大力投入。“藏智于民”，从某种程度上比“藏富于民”更为重要。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有一点大家的认识是共同的，就是都认为教育投入不足，希望投入得更多一些。其中也包括美国。中国的教育投入在过去短短5年中增长还是比较快的，从2．55％到3．41％。特别是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本身就很快。我国《教育法》规定，各级政府在教育方面投入的增加要高于本届政府财政支出的速度。争取在较短时间内教育投入达到GDP的4％

　　周济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2004年第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2002年全国教育经费为5480．03亿元，比上年增加了18．16％。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491．4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为3．41％，是1989年开始对此项指标监测以来的最高水平。中国政府在教育经费投入方面的目标是：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的水平。此言表明政府有决心有信心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

　　另外，与其教育产业化，不如教育捐赠化。提倡真正热爱教育的企业家商家或一切有钱的人士向教育捐款。向西方学习，建立一套完善的教育捐赠体系。西方的私立大学都是由私人和政府捐款资助运行的。西方国家崇尚财富，但也更懂得如何有意义的使用财富。因此历来就有公众普遍的自愿捐赠教育经费的社会文化，这些捐赠对发展一个国家的教育弥为重要。但是这一点在中国却很少看到，似乎中国人更习惯把全部的财产留给子孙。因此，推行提倡正确的财富观念，建立一套完善的教育捐赠体系，来接受社会团体、企业或个人的捐赠，并监督使用于基础教育上，尤其是那些老少边穷地区。 　　八、 教育即使算产业学生也不能算产品

　　经济学家认为，产业经济将产业分为三大层次：以同一商品市场为单位划分的产业是第一层次；以技术、工艺的相似性为根据划分的产业是第二层次；大致以经济活动的阶段性为根据将国民经济划分为若干大部分所形成的产业是第三层次。产业经济学将教育划归为第三产业。由于教育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和基础性的特点，我国国家统计局于1984年4月对中国的产业首次进行了划分，教育分在第三产业的第三个层次。世界各国也普遍倾向于将教育划归为第三产业。 　　教育产业和其他产业有何不同?

　　1、教育的多重属性和多种功能决定了教育“产品”的多重性。

　　一般产业的属性比较单一，如第三产业中的企业所提供的服务产品都属于私人品性质，即具有利益上的独占性和排他性。我国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除了具有生产力属性， 还具有明显的上层建筑的属性。因此，培养人的活动，除了要给受教育者提供知识服务，还有政治的功能，经济的功能，以及文化传承、发展科技、繁荣学术的使命。从教育的单位——高校本身的职能来说，除了教学，还有科研和社会服务；因此，这也决定了教育服务这种“产品”具有多重性。教育的受益者，既是受教育服务这种“产品”具有多重性。教育的受益者，既是受教育者个人，也是整个社会。因此，教育服务既有私人品质性质，也因知识的传播和为社会服务而产生长远的外部经济效果，为社会所共享，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属性。如义务教育所提供的教育服务，基本上属于公共品性质。但是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限制，即使在发达国家适龄人口中也只能有一部分进入高等学校，这样，他们消费的这种教育服务就有部分独占性与部分排他性；同时，高等教育还能提供为社会共同享用，人类共同拥有的学术贡献，一些基础研究成果就具有典型的公共品性质或公共品属性，它体现了教育产出的特殊性。

　　2、教育的对象是学生，但学生(人才)不是教育的产品。

　　作为第三产业的教育产业，它不像第一和第二产业那样有实物产品。教育作为服务业，它提供的仅仅是教育服务，主要包括育人服务和学术服务，这些服务是由学生来消费的，教育提供的不是“劳动力”或“人力资本”。人的成才或人力资本的形成，既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又是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即使是受教育阶段，也是不同阶段教师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不能把人才(毕业生)看成是完全由学校(教师)加工的产品，而且当他们在人才市场参与交换时作为供给方只是他们自己，不是教育部门；参与交换的商品 是他们具有劳动能力，而不是劳动者个人。

　　九、 中国的教育就是不能产业化

　　什么是教育产业化? 教育产业化”其本质并不是推动教育改革，提升教育水平。教育产业化的初衷原本是一个营销方案中市场运作的广告词，是资本市场开发的一个新品种，是一个漂亮的策划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和公认的定义。根据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之间的联系必须通过市场来实现。作为产业的细胞——单个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原动力在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即以盈利为目的，这是企业最显著的特征。不管“教育产业化”的提倡者所理解的“产业化”是什么意思，有一点应该是明确的，即应该象办企业那样办教育，既然如此，就必然要承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的产品必须商品化、市场化，并以盈利为目的。而这正是争论的焦点。 　　由于教育产业的特殊性、多重性和复杂性决定不了不能简单地把办教育和办企业等同起来。笼统地提“教育产业化”，在理论上难以立足，在实践中可能产生误导。正如人们所担心的那样，如果教育产业化，把教育办成赢利事业，教育的某些重要功能，势必 受到削弱甚至忽视，另一方面，也为时下禁而不止的高收费，乱收费提供理论依据。

　　教育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世界各国，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莫不如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反对“教育产业化”、“教育商品化”或“教育市场化”的提法。

　　再一次引用 教育部长周济话：政府从未提出教育要产业化,不能把教育同其他产业、同企业等同起来别再用教育圈百姓的钱了

　　最近，海外有媒体称，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败笔”就是教育产业化问题。日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周济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周济说，这个看法犯了逻辑上的错误，本身就是一个败笔。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提出教育要产业化。他推荐大家去看最新出版的《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他说，我认为这个问题作为学术研讨是可以的，但是各级政府制定教育和经济政策应避免用教育产业化的概念，不能以教育产业化的思想来指导教育发展，更不能作为政府创收、摆脱财政困难的手段。 　　周济强调，我国的《教育法》对这一问题的性质做了明确规定，不能把教育同其他产业、同企业等同起来，如果政府提倡教育产业化就会导致社会追求教育投资利润的最大化，就会对教育社会功能产生负面影响，也会削弱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社会公平。 　　周济特别说明，教育是一个重大的系统工程，担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历史使命，政府在发展教育事业上始终负有主要责任。但是，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教育的投入远远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推进教育成本的分担，但是，这跟教育产业化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中小学教育执行的是国家授权的“义务教育”，“中小学生必须在户口所在地就近入学”，但是，在人口高度流动的市场经济中，这些安排显然是老朽的。所谓的“户口制度”正在侵害孩子受教育的权利，计划经济对教育资源的畸形配置也是原因之一。教育是崇高的社会公益事业,对国家,对群众,对学生非常重要。所以一定要坚持社会公益事业的属性。

　　周济部长代表国家阐述教育政策，最具权威性。作为海归博士，以他的学识和见闻，也应属大方之家、大家之言。作为压轴，当属全文杠鼎。

　　以上连引带证不知觉就超过万言，就此打住。顺带声明，笔者不再回应任何关于教育产业化的争鸣文章了。因为教育产业化就是个馊主意，是个馊得发臭的臭主意！

争鸣：从“教育产业化”到“学校产业化”
——兼驳徐晓“再论‘教育产业化’是个‘馊’主意”
网友：傅祖洪
　　动辄拿某某的网上跟贴比自己少，就认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确迂腐可笑。因为网上贴子实在是一个情绪化的东西。
　　包括徐晓在内的一些网友，拿某高级官员或某旅美博士所言“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提出教育要产业化”、“美国在中小学教育里没有所谓的产业化”当作“权威”，这实在令人不敢苟同。

　　难道该官员的话、博士的话就是应永远遵循的“标准”吗？难道承担教育的付费方式果真一万年就一成不变吗？难道教育就永远不能“产业化”吗？ 　　20多年来经济建设还不是我们党勇于改革和探索的成果吗？因此，周济应对记者发难的答辩之辞就是对中国教育的“铁律”、“圣旨”吗？

　　周济不是说得好，“我认为这个问题（注：指教育产业化问题）作为学术研讨是可以的”。俗话说，理越辩越明。既然是讨论，那就讨论下去吧！徐晓说，“不再回应任何关于教育产业化的争鸣文章了”。徐只能代表他个人的意见，并不能代表真理，他不愿参加周济也认可的“讨论”，那就自个儿去吧，我们还是愿意为中国教育的出路继续唇枪舌枪！

　　为了不至于让网友们误解，我首先声明我的观点：一、政府并不能立即“甩包袱”，反而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但“付账方式”应改变。二、政府在保证每位学生有公办学校可上学的前提下，逐步将重点学校民办化，并放手民办学校公平发展，以竞争机制降低办学成本，形成公校、民校并存齐进的格局。三、引导教育行业自律组织（如国外的“教育会”等）成立，完善行业自律。在此过程中，政府要充分引导、监督，并逐渐放权，最后完成行业自律。 　　（一）

　　先从“教育腐败与教育产业化”有关的悖论说起。现行学校收费林林总总几十项，这些腐败与“教育是否产业化”无关，与无数双手伸向公办学校的学生乱收费、“搭车收费”有关！七八年之前，还没人提出“产业化”，这些怪病就已症候深沉了。 　　因此，乱收费是早存之于“产业化”提法之前，岂能把陈年老罪归之于“后来者”？

　　美国没搞“教育产业化”，难道中国也不能搞？美国的教育机器运行良好，民办教育极大地分解了公办教育的压力，并与公办教育良性竞争。尽管美国公校、民校都不以盈利为目的，但至少都是办学自主、平等的，至少都是“低耗高效”的、廉洁的，至少都是没有强权部门搭车收费的，至少校务班子都是受董事会有效监督的，至少公办学校要受到议员的有效监督！

　　美国政府是有限政府，其公民的观念就认为“并非什么事都得只能政府独揽”，所以民间公益性捐助事业发达，“私立学校的经费一半来自捐助”。中国教育高度垄断化，严重浪费社会成本，对教育官僚监督难以到位，腐败重重，企图靠其自身机制“救世”，无异是不现实的。通过产业化明晰政府、学校的责权利，才能最终解救中国教育！ 　　汤敏博士建议的高校扩招，也不是我所主张的“教育产业化”。目前，公办高校独家垄断学历认可的“话语权”，民办高校是“二等公民”，实力难以与公校抗衡，且没有什么“名牌”、“重点”之类的无形资产照耀。公办高校扩招，可以不计成本地伸手向政府要教师、要经费，民办高校却只能投入“资本金”去支撑。在这种严重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高校产业化”无疑是将99%的高校生推向政府单方面定价的“高价列车”。

　　因此，汤博士的建议实属招着“教育产业化”的旗号，向公众掠夺。汤所谓的“教育产业化”谬矣。真正地“教育产业化”，应在完全公平竞争的环境之下“产业化”！

　　（二）

　　我历经农村小学教师，到公务员，再到大都市记者，对任何教育领域的腐败都熟知。毫无疑问，农村孩子上学难的家庭最多。如果教育产业化能够拯救农村教育，那么，对拯救整个中国教育就极具标本价值！或者说，如果在完全竞争之下，民办学校竞争能够降低农村学校收费，那么，就不应司疑民办化之后会导致“学费更高，失学者更多”了。

　　请关注下个事例能说明什么——

　　上周，我到毗邻四川的渝东北某县一镇上采访“幼儿教育发展之怪现象”：8年前，该镇上没有民办幼儿园，只有公办幼儿园。镇里规定必须读完6期幼儿园才能入读小学。那时，每名孩子每期收费曾高达270元（实际用在每名孩子头上的费用，包括糖果费在内不会超过50元）。幼教行业的暴行，引得众人垂涎。

　　后来，县政府终于允许民办了，3所幼儿园不到一年就趁势崛起，教学硬件和招生人数超过公办园！民办园购起了客车，到边远村子里往返接送孩子，到孩子家中动员入园，每天接送孩子到家门口。每名教师都对孩子“亲若母亲”，以前公办园中打骂孩子、随便敷衍教学、不按时上课、发放劣质糖果的事绝迹了。

　　同时，民办园收费远远低于公办园（公办园教师系政府拨款，民办园自己养教师，且每期上缴不菲的管理费）。公办园被民办园逼得喘不过气来，也不得不放下架子去抢生源，添设备，提高质量。

　　竞争导致服务质量提高！当地幼教一派繁荣，家长纷纷选择孩子送往民办园。到目前，当地镇上的幼儿园收费已降至200元。

　　这几年间，公办园与民办园一直纷争不断。镇里曾规定，只允许民办园搞中班、小班，公办园垄断大班办学，同时，不读满6期幼儿园的不准入小学（小学公办的，仅此一家）。这不是往掏出“刀子”逼着家长交钱吗？经过不懈努力抗争，此“土政策”终于铲除，公办、民办公平了。

　　到去年9月份，镇里眼看着公办园不是省油的灯，教师吃着财政饭，竟然“斗”不过民办，生源严重不足。于是，将镇里痛下决心“变卖”公办园，教师全部转入镇小学或村小。可惜当地富翁太少，没有能拿出70万元现金去竞标。眼看竞争之激烈，更没有人冒风险去接“承包”。最后，原园长和当地小学校长联手“租下场地”。 　　公办园仍打公办旗号，但实则变为民办了，其活力释放，小小一镇共四家“民办园”，竞争加剧，甚至为上门“抢”边远村子里的一个孩子而大打出手。小学校长和原园长当了老板，却眼看“钱不好挣”，于是又想出了歪主意：小学一年级招生只准收“公办园”的孩子。

　　有一所民办园被逼急了，自己办起了小学一年级。这可惹恼了教育局，教育局率几十号人马前去取缔，却遭到了上百名家长“围攻”。

　　天啊，一个小学校长竟可以动用招生权力，为自己服务，这不是掐其他三所民办园的脖子吗？在他和教育局官员看来，招生规则就是橡皮泥！这样的民办教育是公平的吗？ 　　再来看一个真实的例子—— 　　同在该县县城，2002-2003年内办起了4家民办中小学校，且实力不断发展壮大。令人惊奇的是，民办校对学生的全部收费低于公办校！这就怪事了，民办校靠收取每名学生每期300元，支付了书本费、教学场地费、教学活动费、理论报刊费等等不说，还上缴管理费给教育局（每生每期20元）和养活了教师（主要是大中专毕业生）。

　　奇迹！这真是奇迹！公办学校难以做到的事，民办学校却努力做到了。

　　也由此可想，公办学校收费是何等暴利？

　　（三）

　　暴利来自垄断，竞争“拒绝”暴利。以上两个事例足以证明，充分的竞争会趋逐行业暴利。

　　经济学一个重要理论就是“零和博奕”。即，在充分竞争之下，一方获利是以另一方受损前提下，即损益之和为零。当然多方也可以结成垄断联盟，进行“正和博奕”。但实际中，任何价格联盟都昙花一现，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垄断会带来高利润，其他资本会杀进来掠美。

　　尽量降低价格，提高性价比，是企业产品维持市场份额的唯一途径，别无他途。竞争对手之间杀价，使产品利润始终趋近于“零利”。企业要维持利润，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通过新技术、新工艺、或规模效应来降低生产成本获利，二是开发新产品、不断细分市场来获利。

　　一些无知的人总认为，学校民办化之后，将是资本家的暴利时代。这样的人简直不懂经济！一时暴利将让更多资本进入该行业，产能上升带来价格战，谁愿意死守高价而“坐以待毙”？

　　我们不妨这样作个假设，现在某地有100所学校，解决了8万学生就读。明天全部转为了民办，自主招生。首先肯定，“8万学生就读”的“产能”不会下降，8万学生不会全部失学。每所学校为了尽量招到学生，会拿“大刀”对着家长吗？不会吧，校长们不会蠢到自个儿关了门做养鸡场，让董事们的资本打水漂吧！

　　当然，好学校占了好地块，设备投资高，师资强，收费肯定数倍于普通校，这与其性价比相关。这样，稍差一些的学校利润空间就大一些，有了利润就赶紧再投资“扩大再生产”吧，设备追上好学校后，价格战始终得打下去，以至趋于“零利”。再开发新产品吧，如什么“双语教学”、“文武兼修”等等，学校特色不就出来了吗？

　　否认市场的调节作用，而指望公办教育垄断之下的行政手段调配，学校岂能不肥瘦悬殊，教师岂能不有森严等级？

　　（四）

　　无可否认，中国公办教育在“跑、冒、滴、漏”相当严重的情况下，的确取得了瞩目成绩，正如徐晓所列举的一长串眼花缭乱的数据。但改革就应停止了吗？

　　否，应趁有利时机改革也！康乾盛世取得了帝制社会最辉煌的业绩，但一旦停止不就很快就成强弩之末了吗？

　　徐晓还列举了各地办好公办校的种种措施和方法：1、行业自律；2、加大治理教育乱收费的力度；3、校务公开，遏制“名校”腐败。徐的观点多么幼稚，在监督乏力的情况下，指望一个利益集团彻底地自我放弃逐利性，显然有些期望过高。全国教育乱收费何止于徐所列举的数十起“阴沟里翻船案”？教师与校方也是利益共同体，校务公开固然可取，但公开的校务支出中，哪笔开支属实，哪笔开支还可以压缩，人大代表们和家长们未必知晓，教师也未必知晓（我从教和作公务员与学校打交道多年，也不知晓哪笔开支必不可少或有无水份）。即使教师知晓了，会公开吗？敢公开吗？公开了又能起多大作用？审计部门查出了多少水份？审计部门是谁家开的店，你还不知晓吗？再如，农村不都村务公开了吗，村官样不照旧吃吃喝喝搞腐败？ 　　因此，仅凭几所学校所谓的“校务公开”来希望整个教育行业“自我拯救”，无异于希望官员、校长、教师个个都成自阉私心的高尚圣人。

　　（我再罗嗦一个《重庆晨报》曾报道过的真实故事：去年，两冒牌记者到318国道沿途各区县学校“采访”学校乱收费，所到每所学校无不请吃请喝送红包打点，两记者的“进账”写满了密密麻麻几大页笔记本。你可知乱收费的厉害了吧！） 　　（五）

　　网友徐晓曾在民办学校兼职长达5年时间，发现“公办学校的腐败在民办或私立学校一样存在”，民办学校“加之为了打点方方面面的关系，要花不少的钱。如每年的教师节，请的客人比上课的教师还要多，红包的数目就不少”。

　　天啊，这根本就不是民办学校的腐败，而是行政制度的腐败！因为，民办学校被政府部门掌控着利害，你可以对家长和学生胡来，但敢不孝敬制定“游戏规则”的官僚利益集团吗？中国民间资本的弱肋就在于，几乎一切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都在政府管制之中！所以，官员腐败并不能随着产权民有化而消失，资本逐利性决定民企依附于官员而能更好生存和减轻盘剥，因此官员权力寻租现象焉能自绝？ 　　要知道，好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学专家吴敬琏将资本主义分为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几乎都是行业自律，由诸如高度成熟的待业协会之类的组织来制定“游戏规则”并负责监督。哪像我国的协会就像个“二政府”，协会官员由政府部门操作选举，协会当然只能对会员“吃里扒外”了！ 　　徐晓还说到，民办学校的“平均（收）费比公办高出几乎一倍。而且一些老师打着名师的招牌，乱收费搞补课。除了星期天搞家教外，中午那点时间也不放过，讲几道题，也要收几十元。学校基本没有管理，老师每学期开一次会。所以老师经常迟到或旷课。随意调课也属常事”，“重庆著名的贵族学校桦桦已经倒闭；另一著名贵族学校开明业以转让”。

　　其实，正是民办学校如此放弃对“教学质量观”、“学校管理观”的操守，才使得自家走上绝路！

　　徐的证据也再次证明，大众消受得起的收费才能使民办学校长久生存下去，贵族化收费不能维持民办学校的“市场份额”，不能拯救民办学校。 　　（六）

　　中国教育“高耗低效”是不争的事实，政府对教育投入不足也是事实。政府不能急着“丢包袱”，更不能全部“丢包袱”，一步一步，一地一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方法各异，稳步推进。 　　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对学校“补贴”，但办学效率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以前，我们对农业的补贴也一直是“养粮站”，但结果呢，管粮的都成“鼠辈”了！

　　去年，安徽省已在全国率先推行对农民直接补贴。如今，全国各地城市低保都实现了货币化发放，政府并没有开设几家“义务超市”任城市弱者月月去领取。 　　目前，我国城市公用行业已向所有资本开放，以市场导向为目标，降低公用事业成本，这是好事呀。再说，城市公交也是公益事业，政府投入道路设施建设，公司在车辆投放、利润分配方面有自己的一定自主权利。在政府定价下，公交公司不也按产业化搞下去了吗，那么其为什么又没遭至公众性非议？

　　因此，为什么教育行业不可以直接“补贴”学生呢？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应一如既往地加大，但“付账方式”应将学校的“补贴”方式改为“教育券”发放给学生，学生持券自由择校。校方凭券与政府兑现，无论公办校、民办校、公私合办校皆可泽惠。 　　尽管教育是个烧钱的行业，政府当义不容辞，但学校不应是个无底洞，学校应当“产业化”以求取其社会效益。对于校方来说，无论资产公有的，还是资产私有的，都要进入全面公平的竞争市场，“零和博奕”的游戏规则将最终使公众受益，且使纳税人的银子产生的社会效益最大化！ 　　现已至凌晨四时，老夫已头皮发麻。至于发放“教育券”等具体细节的设计，众网友可以去设想了，条件是不要拉下每个贫困家庭的子女啊！

　　当然，公办学校不能完全退出农村阵地，边远山区的办学，其学生少、条件差、成本高，在这些地方办学注定是要“亏本的”。所以，这些学校宜另类考虑，但有条件竞争的城市、城镇应充分竞争化。 　　（七）

　　说到这里，为了避免诸位将我所主张的“教育产业化”与美国的“教育科研一体化”、汤博士的“高校加价扩张”混为一谈，我认为称其为“学校产业化+教育公益金化”好了。（我又玩概念了，诸位别骂我啊，至少我的论证具有参考价值！）

　　若干年后，你乘宇宙飞船，俯视苍茫大地就会发现：以前，一大群中国人在生产劳动，政府提取大家的劳动成果办起了学校，让大众子女入学。后来，这些学校因为其“市场需求”依然存在，只不过，养活学校的钱不再由政府直接拨付，而是换成了其他方式养活学校（包括劳动者直接支付）。同时，学校办学成本降低了，养活全部学校的钱也付得更少些了，但学校办学质量提高了。

争鸣：“将教育产业化进行到底”是“大跃进”思路
网友：孙兴全
　　薛兆丰先生1月15日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 《教育产业化与民间办学》一文， 薛称：“古往今来，不准人赚钱的行业，就是办不好的行业。教育不可能是例外。”而“中国的教育问题，与其说是产业化造成的，不如说是产业化不彻底造成的。要真正地、长远地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平，就必须鼓励民间办学。”诚然，如果真的能象薛设想的那样，教育产业化一夜之间能搞到“彻底”程度，“教育大跃进”达到让学校象“卖青菜豆腐”的一样多，学生也能象买青菜豆腐一样自主择校，形成激烈竞争的局面，学校没有乱收费的条件，教育问题也不成其为问题了。 　　然而，薛先生的论证忽略了这样的大前提：我们的社会还供养不起如薛先生所愿的那么庞大的教育体系，特别是足够多的高等学校；而相当多老百姓也承受不起“让人赚钱的”教育收费。面对现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教育不可能达到“青菜豆腐”市场那样供求平衡，国办教育做不到，采用薛先生发展民办教育的妙计也做不到。道理很简单，整个社会财力这块蛋糕就那么大，必须在社会方方面面均衡分配，怎么可能在一夜之间冒出如此巨额的投资，确保“可选择的学校”不再少、学位供给不再短缺，并让如此庞大的教育系统盈利？教育发展是应该超前点，但也要有个度，即教育的扩张程度必须与社会的供养能力相称。 　　实际上，所谓“将教育产业化进行到底”，打破教育垄断和卖方市场的格局，使教育“市场”“青菜豆腐”化，实现供求平衡，并不是什么什么新观点，还是“教育大跃进”的思路。目前“教育大跃进”的进程或许受到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制制、缺少利润的驱动的影响，但是，算一算总帐，无论是由谁来完成“大跃进”，教育“产业”都必须迅速完成“原始积累”，其所需要巨额成本社会还是不堪承受，“跃进”得越快，全社会的负担就越重。现行的“教育大跃 进”政策设计使整个教育体系进行“原始积累”的积极性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挥。义务教育学费有价，杂费无底；奥赛班、特色班、培优班、补课费的通行使国家投入义务教育资源被执公开盗卖；借读费、择校费更是明火执仗的抢劫；高等教育学费年年看涨，将无数家庭推入家破（甚至人亡）的悲惨境地，大学生住宿公寓化、后勤服务产业化、第二学位化、考证热都是吃钱的机器；二级学院、网络学院在全国各地普遍开花无疑是明火执仗地高价盗卖公共教育资源的罪恶在高教领域的重演；在通行寻租规则的教育领域，卖文凭已经制度化、公开化，本专科函授文凭渐趋式微，硕博文凭则正在全国高校火爆热销。事实也证明了，民办教育中，除了极为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大都是以普通老百可望不可及的高收费支撑的，被称为“贵族学校”。不可否认，在这样的“大跃进”或“产业化”进程中，不少个人和集团从中攫取了巨额红利，但近些年来，教育的大膨胀也离不开这样的“原始积累”的支撑，而这样的过度膨胀不正符合薛先生对教育机会“供求平衡”的向往？
　　薛先生以为引入民办教育参与竞争，就能使教育“市场”“青菜豆腐”化，解决教育乱收费问题。殊不知，“化”本身就是一个过程，在社会具有足够的供养教育体系的能力之前，教育这个“产业”、“市场”，只能是供不应 求的垄断产业、卖方市场，市场本身消灭不了垄断暴利；教育“产业”的“原始积累”和盈利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还是要“羊毛出在羊身上”。即使是现有教育规模，尚且让社会难以供养，目前羞羞答答的“教育成本分担”（方方面都宣称教育收费远不足补偿教育成本，更遑论盈利），老百姓也视教育负担为“三座大山”之一，更加放开手脚的“大跃进”、“产业化”、盈利化反而能让社会承受得起？垄断格局改变之前，民办教育家们都能良心发现，进入教育“市场”搞慈善事业，放老百姓一马？

　　目前，教育问题的症结不是教育产业化不彻底，恰恰相反，是化得大快。因为要支撑起“教育大跃进”，无论是国办的、民办的“大跃进”，还是双管齐下的“大跃进”，就得开动“教育榨油机”，超负荷地占用社会资源，使绝大多数农民家庭是“一个学生搞空一个家庭”，大多数城市家庭也难以轻松对付一个学生。而老百姓也只能勒紧裤带，一些家庭甚至是去卖血、乞讨、借高利贷、有病不敢治这些“没有办法的办法”去供养我们的教育系统的。 　　我也痛恨公立学校一统天下，缺乏竞争背景之下教育部门以学生的未来为质押向老百姓的公然勒索的教育腐败，也希望一夜之间教育能跃进到“青菜豆腐”型的市场，让乱收费无立足之所。但是，现实却不容许“教育大跃进”无度地占有社会资源，不容许教育产业化“化”掉老百姓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决无可能一蹴而就让教育产业化“彻底”到供求平衡的地步。目前条件下的产业化只能是金钱当道，“校门朝南开，有才无钱莫进来”的教育贵族化。如何公正地利用现有的教育资源，这比不量力而行的产业化更为紧迫。

争鸣：“将教育产业化进行到底”错在基本概念
网友：直言了
　　“将‘教育产业化’进行到底”错在什么地方？很简单的错误：把公益和官办混淆，把产业和民营混淆。
　　在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教育都是公益事业，不是产业；教育有官办、也有民营。比如，美国有私营学校，也有公立学校，公立大都是当地政府办的。不管谁办的，都是公益事业。许多名牌大学，例如哈佛、哥大、加大等等，都是私营的公益事业机构。私营并非就意味着产业化。

　　公益事业，啥意思？就是以服务社会公众为目标，而不是以自己赢利为目标；希望不赔钱，但赔钱也要做。产业是啥意思？就是以自己赢利为目标，服务社会公众是自己赢利后才有可能做的事情；赔钱了，就要关门，啥都不能做了。这就是公益事业和产业机构的基本区别，并非以官办或民办来做区分。为此，美国对公益机构和赢利机构的税务等等都有不同的法规待遇；许多美国公司给公益事业机构的销售价格也比市场价格低，等等。把两者混淆，可能犯法；例如，借公益之名、行产业之实，就会遭到法律的严重惩罚。 　　“将‘教育产业化’进行到底”的主张，把公益事业当作官办、把产业当作民营，那是基本概念弄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本来没有公益和产业之分，都是官办的政府部门附属机构。一说市场经济，就以为什么都要产业化和以赢利为目标了，那是完全错误的。教育为社会公众服务的公益事业、而不是为赢利为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宪法规定的人人都能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才有可能较快地普及高等教育。若搞产业化和以自己赢利为目标、而不是以服务社会大众为目标，那就会把许多人排斥在大学门外，特别是把中等和低等收入的大众子女排除在大学门外，宪法规定的公民教育机会和权利平等，就无法实现。 　　简而言之，不管官办或民营，‘教育产业化’是以自己赢利为目标的，违背了宪法原则，是错误的。另一方面，不管官办或民营，教育都是公益事业；要确保教育为公益事业，就需要严格地和有效地执法，确保它是以服务社会大众为目标、而不是以自己赢利为目标。

“教育产业化”，真冤！
网友：王钦钦
　　看了诸网友关于“教育产业化”的讨论，笔者发现大家对“教育产业化 ”的本义有着极大的误解，笔者感叹：教育产业化，真冤！
　　一、“教育产业化”的实质是“科研生产一体化”。

　　１９５１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开辟了学校工业园，使教学活动、科研成果与工业园的发展双向互动，彼此推进，最终形成了世界一流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工业开发区——“硅谷”。针对这一成功案例，有人提出了“教育产业化”这一概念。之后，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和英国的剑桥大学等，也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教育产业化”的尝试，开辟了一些既有社会效益，也有经济效益的研究项目，如新型材料的运用、制造业的技术革新、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发展、生物化学的广泛应用等。从中可以看出，“教育产业化”是指教学科研成果与生产相结合，从而尽快转化为生产力的研发模式，确切地说，“教育产业化”应该叫做“科研生产一体化”，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而且我们的大学现在都在进行着这种模式的实践。

　　二、曲解后的“教育产业化”及其引发的学费问题。

　　“教育产业化”是“科研生产一体化”，教育收费是由于国家在教育领域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进行的补充收费。可以看出，教育收费不属于“教育产业化”的范畴，也就是说，教育收费和“教育产业化”根本没有任何联系。不是“教育产业化”造成了教育收费。教育收费的不断上涨是一些人利用了“教育产业化”之名而进行的不合国情、不切实际的收费。问题不是出在“教育产业化”，而是出在一些擅长玩弄“文字游戏”的人那里。因为顾名思义，“教育产业化”可以理解为教育的产业化，即你来读书，我来收费，岂不是一个产业了吗？这就是曲解后的“教育产业化”.

　　三、解读周济部长关于“中国教育产业化”的谈话

　　针对海外报纸提出的“中国教育产业化”问题，教育部长周济在１月６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04年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中国政府从来没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政策，一定要坚持社会公益事业的属性”。在这个讲话中，“教育产业化”是指用于学生培养方面的我们曲解的“产业化”，即教育收费；而不是“科研生产一体化”的“产业化”。其意思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产业化”不体现在教育领域，一个大学生的培养不能用市场价值理论来衡量，教育是一项公益事业，举办这样的事业，费用来自纳税人，费用用于纳税人。教育部长周济还说：“不能把教育同其他产业、教育同企业等同起来，如果政府提倡教育产业化就会导致追求教育投资利润的最大化，会对教育社会功能产生负面影响，也会削弱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保证社会公平的作用。”显然，我们把教育收费和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产业化”即“科研生产一体化”混为一谈，其实在我国的大学里面，很多学校都有自己的校办企业，“科研一体化”已经蔚然成风，成为一种独特景观。 　　但是，曲解后的“教育产业化”已经深深影响着中国教育，学费上涨假汝名而行，各种名目的乱收费假汝名而行，民办学校假汝名而行即将成为一种暴利行业……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产业化”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名字是“科研生产一体化”。不过，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产业化，还会有多少收费假汝名而行啊！